王令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曾在朝廷任要职，而他父亲只当过几年郑州管城县主簿。王令五岁时，母亲父亲已相继离世，唯一的姐姐已出嫁，王令遂成孤儿，无所依靠，只得孤身一人随当时在淮南东路真、扬州当驻泊、巡检一类低级武官的叔祖父王乙来到扬州，寄居在叔祖父门下长大成人，王令因此而以广陵人自居。

　　王令七八岁时进书塾读书。他常是白天与众学童一起嬉戏，晚上回家独自读书，有时通宵达旦而不眠。少年时代的王令，好助人，气盛放纵，对他人不义行为好当面指责而无所顾忌，众人都很敬服他。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十六岁的王令跟随叔祖父的长子越石来到瓜洲（今江苏扬州南）。次年，王令即离开寄居十年的叔祖父而另立门户，接回了寡居而难以生存的姐姐及外甥。从此，王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与姐姐相依为命、孤贫流浪的家塾聚学生活。经济上失去了对叔祖父的依赖，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担子落在了年仅十七岁的王令身上。在瓜洲安家不久，王令便只身到山阳县某家塾当先生。第二年，又应邀去天长县一束姓的人家家塾聚学。在这里，王令一共度过了五个春秋。束氏，是王令一生中相交最深的知己之一，他给了孤苦的王令经济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安慰。实际上，束氏二子年龄与王令相当，也有一定的学识。王令《答束孝先》云：“君家兄弟贤，我见始惊夥，文章露光芒，藏蕴包丛脞。关门当自足，何暇更待我？固知仁人心，姑欲恤穷饿。”王令名为先生，实乃伴读，他也从不以先生自居。王令依靠束氏的帮助，维持着自己与家人的生活。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朝廷举行科举考试，二十一岁的王令不顾众人的劝说，决然放弃了进取功名的机会。他本希望“生太平世，读书学古，自少壮期切切以自奋进，裨补当世之万一”，可现在“不幸穷蹇颠倒，不得比常流”（《壬辰三月二十一日读李翰林墓铭云少以任侠为事因激素志示杜子长》）。在这以后几年间，王令从未参加科举考试。黑暗的社会现实，寄居他人篱下的孤贫生活，使他徒有济世救民之宏愿，却又不甘愿“将六尺躯，贱易五羖皮”（《答黄薮富道》），他以为人生只是暂就天地舍，“百岁只如梭过机，安能跼促努筋力，眼穿仰望丹桂枝？”（《快哉行呈诸友兼简仲美》）就在这一年除夕，在万家欢笑声中，王令哭作《送穷文》，叙述自己悲惨的人生，以泄心中苦闷：“自我之生，迄于于今，拘前迫后，失险堕深。举头碍天，伸足无地，重上小下，卒莫安置！刻瘠不肥，骨出见皮，冬燠常寒，昼短犹饥……”

　　束氏子女年龄渐长，王令觉得再不辞去空受馈赠有愧，便辞别束氏到高邮聚学。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途经高邮，王令投书并赠《南山之田》一诗与王安石以求见，开始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王安石长王令十一岁，在这之前，早与王乙父子相熟，王令也早已敬佩他的人品和文章，王令曾在《与束伯仁手书》中云：“自扬雄以来，盖未有临川之学也。”王安石也十分看重王令的为人与才学。在回信中他赞王令“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足下之行，学为君子而方不已”。从此，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成莫逆之交。经王安石的举荐，当时许多有声誉的文人学者开始与王令投赠唱和，王令的诗文得以传抄流通。王令声誉赫然，便有不少好攀附之徒望风伺候，进誉献谀，这使清高倔强的王令大为恼火，他在门上大书“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以绝客。

　　这一年，江淮大闹蝗灾，到处饿殍遍野，满目凄凉。王令见其景，愤作《梦蝗》诗。

　　次年，王令被高邮知军邵必强邀为高邮学官，不久便书告邵必：“人固各有志，令志在贫贱，愿阁下怜其有志，全之不强。”辞归天长束氏。王令重返束氏之家，“去而复来，苟得食以自延”，“而受人之厚赐，无足酬报”而又“迫于莩饿，又不得自引而去，其惭于旦暮不忘”。不求功名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的贫困，使王令陷于难堪的境地而难以自拔。

　　王令知道，自己不可能靠束氏的怜悯度过一生。于是在二十五岁那年秋天，他辞别束氏，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以求聚徒教授糊口。然在润州事久未成，又不得不重返瓜洲。

　　从十七八岁开始，王令就独自一人为养家糊口而四方奔走，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常以孤雁自喻：“万里常为客，飞飞岂自由？情知稻粱急，莫近网罗求。……哀鸣徒自切，谁谓尔悲愁。”（《雁》）他感叹“笑面恶肝脾”（《交难赠杜渐》）的险恶人心；他渴望有朝一日，“买田结归庐，种树屋四周，子居课桑蚕，我出鞭耕牛，教妻绩以筐，使儿饷东畴，坐笑忘岁时，聚首成白头”（《山阳思归书寄女兄》）。

　　润州之行，经济上无所收获，虚度一年光阴，这使王令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虽说王令奉寡姊如严父，教孤甥如爱子，可为了大家不致饥寒而死，他不得不决定让多年来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再嫁。据封建礼教，妇女在丈夫去世之后，应终身守节，不可再嫁。为了不使自己和姐姐在熟人面前感到羞愧而无地自容，从润州归来不久，王令便举家迁往江阴暨阳。

　　“颓檐断柱不相缔，瓦坠散地梁架虚，门无藩闑户不闭，时时犬彘入自居。”从王令《暨阳居四首》中的这段描写，我们可以得知其住房的破败不堪。房主人可怜他不能自己动手修葺，便替他找来一位泥瓦匠，这位泥瓦匠见王令穷得实在拿不出什么来招待他，便伺机溜之大吉。“家无田食储，雀鼠非我仇，朝出从人居，诗书讲前修”（《暨阳居四首》），王令依旧一贫如洗，依旧靠聚徒教授勉强度日，同时四方借贷，艰难地筹集姐姐再嫁所必需的资金。

　　姐姐出嫁了，王令又成孤身一人。孤独、贫穷与时发时愈的脚气病纠缠着他，使他精神颓丧，难以振作。深夜，他常独对摇曳的烛火，顾影自叹，泪滴满襟。他感叹自己“趋坐迷夷涂，失城陷深堑，病拙未为疗，膏肓不容砭。无家可容归，有灶外断掭”（《夜坐》）。他希望能早日与亲人一起盖棺而去，结束苦难的命运。

　　在这以后的凄苦生活中，唯一给他带来安慰的是在王安石的关心与努力下，他终于娶亲成家。还是在十八岁时，王令就曾书告姐姐“吾将亦娶妇，力以石臼未”，然而奉寡姊，育孤甥，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难以如愿。王令二十六岁在润州之时，王安石就多次修书给舅舅吴蕡，力荐王令，以求吴蕡之女能与王令成婚。嘉祐三年，王令前往吴蕡所任地蕲州蕲春县（今湖北蕲春县）迎亲，于十一月归暨阳，十二月，又“以生用之窘”而应人之邀到常州聚徒讲学。

　　迎亲而归，次年妻子有孕，这给王令孤寂贫困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安慰与甜蜜。然而，此时他的脚气病越来越剧。疾病迫使他卧床难起，“足疾之余，心虚善忘，恍惚无聊”（《与王介甫书》）。嘉祐四年（1059）六月初二，年仅二十八岁的王令便在贫病交加之中离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