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菊庵，清光绪32年（1907年）生于广东中山沙溪下泽乡，少贫好学，酷爱书画艺术和文学。1919年随家迁居县城石岐，先后就读于粹存国文专修学校及县立乡村师范学校。 1931年到广州随关金鳌等师学画素描一年，并加入了“尺社”。但因生活所迫中断学业，返中山任小学教师，教授国文、英文、图画，为时四年多。后再到广州在山南画社继续学艺，随赵浩公、卢振寰习传统国画，学习北宋山水和院体工笔花乌画技法。同时，又随易大厂、邓尔疋学习书法、篆刻。日寇侵华时，又被迫中断学习，回乡避难。期间，幸得友人荐任县立中学美术及文学教师，才勉强维生。就在此时，他开始了写诗，抒怀言志。1949年秋，中山解放，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下了“扫荡妖氛划一时，飘扬遍插五星旗。今年不作登高客，挤向街头看会师”一诗，表达了多年的向往和祈盼。当时，为了生计，他在石岐设摊接受书画篆刻书写和制作。但以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及不肯迁就俗流的个性，生活穷困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仍安贫乐道。之后，他的妻子被批准赴香港定居，继而，长女和幼女也随母赴港生活，生活才有所改善。六十年代，他的小摊档被归并入刻字合作社。除日常工作外，经常还要下乡支农，但他仍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不久，刻字合作社也解散了。年近花甲的余老与全国人民一道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时期中国的山水花鸟画亦被视作“封、资、修”的产物而被封禁。他唯有无奈地、偷偷地进行创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的妻子、小女及大女婿一年内相继去逝，这又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极大打击，幸好他老人家还是挺了过来。改革开放的到来，令年逾古稀的余老看到了希望，并全情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达到了“人书俱老”的艺术高峰。

　　他的大半生坎坷、苦涩、穷困甚至潦倒。尚幸的是晚年欣逢盛世，在他有生之年渐渐被人们发现并被肯定，这是他比陈子庄、黄秋园的幸运之处。他以顽强而坚韧的执着在艺术的道路上走过了八个多个寒暑，致使他在艺术上达到了至高的境界，给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艺术遗产。他的书法，碑帖味兼备，真、草、篆、隶无一不精，功力深厚精湛，形成鲜明的自家面目。他的绘画，早年偏重工笔重彩花乌画，之后，他完全走上传统文人画的路子，重气韵与笔墨，尤重传统。从青年时代始他就对装裱店、书画展览中的佳作心摹手追，揣摸品读。他坚持艺术从学养中来，并注重游历于名山大川、文化古城。八十年代初，年逾古稀的余老，携弟子畅游黄山、庐山、九华山、长江、黄河、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及苏杭等地，领略自然，参观艺术展览，不断净化自己的人格，开拓自己的胸襟。他的诗，　以陶渊明之作为典范，极少用典故，甚至以家常口语入诗。用最平常、最自然的语言表达最真挚、最深切的情感，也是他的真本性与真情的流露。他的金石，上溯秦玺汉印，下追西泠诸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古拙中显秀雅，方寸间见灵气。他的诗、书、画、印均明显地形成了自家风格。余老耗尽一生的精力追求艺术，他精湛的技法和高层次的格调，加上艺术天赋具有的大家风范，致使他的艺术达至极高的境界。他的一生，经历了生存的艰难困苦，炎凉的世态以及晚年欣逢盛世，他都能宠辱不惊的一一处之泰然。他不悲观自弃，不怨天尤人，他所书的隶书对联“不共世人争得失，须逢精鉴定媸妍”以及他的常用印“任其自然”正是他人生哲学的表达。他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一生安贫乐道，将艺术追求化作精神世界，超脱于物质欲望之外。体现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可在他的诗中得到诠释：“前贤作画志终身，耐得辛勤耐得贫。默默不求时辈誉，飘飘风格出人群”。这也是他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宗旨的写照。从有分量的艺术家及鉴定家的口中、笔下权衡出他的艺术成就和价值。他的作品无论是从技术层面、审美层面以至文化层面看，均显示出完美的结合和大家之风范。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广州学艺期间，著名艺术评论家沈演公偶见其榜书则评道：“非时辈所及也”。之后，夏承涛见其山水画作就十分赞赏，欣然亲笔题上“和云流出空山”之句。易大厂、吴子复、朱庸斋、李曲斋、王贵忱、傅静庵等，亦因对其书画赞赏有加而题诗、题句或撰文。这些赞誉和评价由于是来自偶然的机会，余老对此亦只视作一种鼓励而并没因此大做文章而大肆宣传，因此也没广泛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与他从小就养成的甘干寂寞、不求闻达的个性关系很大。也正因此奠定了他做学问、搞真艺术的先决条件。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当时作为县级市的中山文化部门，分别陆续为他举办了书画展览，出版篆刻集、诗词集和书画集，才逐渐引起了省内外艺术界的重视。这时候的余老已年逾八十了，也因为这个“春天”的迟到，令他老人家在这大半辈子中排除了诸多不必要的应酬和名利干扰，拥有极为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专注于“诗、书、画、印”的学习和研究，才臻至“四绝”的境界。大鉴藏家欧初博古通今，慧眼洞出余老之艺术“是有妙宰”和超卓，主动为其在广州筹办个人书画展览，撰文发表于省港澳报刊，并建议中山有关部门解决余老生活上的困难，认为余老不但是中山，而且是本省乃至全国艺术界之宝。中国美协副主席关山月为其作品集题上：　“雪泥鸿爪”之词。中国美协副主席林墉在撰文中感叹其际遇道：“人世间怎么这等忽视艺术!”以鸣不平。广东美协副主席、广州美院院长郭绍纲被邀出席在中山的“余菊庵书画展”后，评道：　“在全国范围内，在走传统路子的书画艺术家中间，他属于第一流的”，并邀请其赴广州美术学院讲学及举办个人书画展以及亲为余老绘画彩色肖像。广州美院副院长杨之光在“余菊庵艺术研讨会”上称余老的诗、书、画、印已达到了“四绝”，至少也是“四好”的至高境界。九十年代，余老越来越受到艺术界及海内外人士的尊崇，被聘为中国书协会员、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省美协会员、中山市美术研究会会长、市书协主席、市美协顾问、中山诗社顾问等。社会上对他艺术的肯定，越发激起他老人家攀登艺术高峰的“不达顶峰誓不罢休”的勇气以及对晚景倍加珍惜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心境，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述的“兴至竟忘倦，挥毫夜未休。深更万籁寂，细雨一灯秋。重染才完画，永不论艺俦。飞腾吾已矣，老境幸优游”的情景和心态。这也反映出作为一个穷毕生精力执着追求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奉献精神，就是这精神特质奠定了余菊庵先生达至极高艺术成就的基础。他以个人的成就为中国美术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必将使其带来身后乃至永久备受艺术界尊崇的地位和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