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成，字叔禾，别号豫阳，约生于弘治（1488～1505年）末钱塘（今杭州市）一个书香之家，自幼继承家学，聪颖敏达，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诗词也作得很出色，他的诗词多被收入《皇明词林》、《历朝诗集》、《明诗综》里面。《钱塘县志》在为他作的传中赞誉道：“杭士自弘（治）正（德）以来，扬声艺苑者，汝成为最”。

　　田汝成文章过人，科考也顺利，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被任为南京刑部主事，不久改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田汝成在仪制司任职期间，开始制定皇帝南郊祭祀籍田亲蚕、西苑省耕田采桑诸大礼的程式，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嘉靖十年（1531年），为求太子，嘉靖皇帝行放生之仁，释放在上林苑囚禁的动物。田汝成因此上言请求宽宥并释放在囚犯人，不料却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切责并停俸两月，调任祠祭郎中。嘉靖十三年，被放到广东任提学佥事。嘉靖十四年，贬为安徽滁州知州。次年，提拔为贵州按察司佥事，按察思南、石阡等府。嘉靖十七年（1538年），他从京师述职回乡后，不久就接到升迁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分守左江的调令。田汝成回乡休假未满期，就奉命乘船南下广西履职。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历代封建王朝曾采用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些特殊统治手段。元朝在原羁縻州县范围的基础上，设立行省、路、府、州，分设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安抚司、长官司等，仍以少数民族首领司职，是为“土司”。另有汉人官员辅佐，这些汉人官员称“流官”。土司准予世袭，但必须朝贡和缴纳赋税，土司制度自此始。

　　明初，“踵元故事”，推行土司制度，凡各族来归者，即因原官授之，分别给他们主管郡、州、县，规定赋税数额，准予世袭，但普遍设置流官吏目及典史，对土司进行监督。明王朝对土司的任用、升迁、惩处、贡赋、教化、土兵的调遣作了一系列规定。

　　到了嘉靖年间，经过近二百年的经营，明王朝已建立起一套严格控制土司的制度。然而，这种控制，并不能消除土司与明王朝之间的矛盾，土司对抗朝廷，互相攻杀，扰乱地方的事常常发生。这不但影响了明王朝在广西地区统治的稳定，也影响到赋税征收，迫使明王朝不得不将一些不驯服的土司黜革，改为流官统治。同时，各级土司为了保持其半割据的世袭地位，顽固地保留落后习俗，越来越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

　　然而，另一方面，弘治、正德以来，明王朝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官吏及土司的双重剥削压迫，迫使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广西大藤峡地区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影响久远。镇压人民起义、防守边地，明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的力量。明初思恩、田州土司岑氏之乱，连续多年未能平定。直到嘉靖五年朝廷派重臣王守仁到广西，才以招抚形式把事件平息下来，并依靠招抚的土司兵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所以，明王朝在加强对土司控制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手段，将许多已改流的府、州，重新恢复土司统治。但是不管改流还是改土，仍然不能使社会矛盾缓和，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成为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田汝成就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广西。当时广西左江地区的龙州土官赵楷、凭祥土官李寰与族人争袭官位，先后擅杀朝廷所封土司自立，左江地区骚动。同时安南（越南旧称）的莫登庸篡位后，窥视中国领土，暗地派人与赵楷、李寰勾通。形势非常严峻。处理龙州土官变乱问题，稍不得法，将酿成边关大战。田汝成与广西按察司副使翁万达均认为赵楷、李寰弑主自立，只是想要朝廷封他们为土司，原无反叛之意，故未公开与莫氏勾结。倘若朝廷兴兵征讨，必使赵、李二人公开倒向莫登庸；如果就此承认他们袭位的合法化，又会助长土官家族内部争袭官位、互相残杀之风。田汝成、翁万达即设计稳住赵楷、李寰，然后伺机擒杀他们，龙凭之乱遂定。此举既安定了龙、凭二州，避免了一场干戈，又阻止了莫登庸势力的渗透，朝廷亦免兴师之劳。田汝成的政治才干，使他在同僚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当时，以右都御史衔参赞云南军事的毛伯温，曾称赞他“知谋善虑，宣博有本”，是个“文而知权者也”。

　　田汝成接着又跟随翁万达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他建议翁万达软硬兼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招抚土官，让他们为明王朝卖命；用土官队伍镇压起义。他还提出了平定起义后的治理方略。

　　嘉靖十九年（1540年），田汝成提升为福建提学副使，离开了广西。嘉靖二十年，他告病回乡，此后不再复出任官。

　　田汝成做官的日子并不很长，十五年间只做过两任京官，自忤旨被谪后，一直不再为朝廷重用，屡次被发放到边远的贵州、广西地区任职。他到过南海、夜郎、桂林等地。每到一处，他都访古抚今，找寻山川之源，探访形胜之周防，分析边关情势的真伪，判断军务的轻重缓急。尽管田汝成厌倦边疆生活，然而他对朝廷始终怀着耿耿忠心。因此，在贵州、广西为官期间，田汝成细察民情，留意吏事，悉心研究治理方略，积极地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服务。

　　由于有亲身经历，田汝成逐渐形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的看法。但因其官位不高，既不能直接上书皇帝，也不能将见解付诸实施，遂转而从事著述，以备有关官员“鉴昔慎今”，作从政参考。早在赴广西途中，他就立下了“追陈踪于畴曩，永唏叹於来兹”，“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游之可述”的心愿。此后，他将自己在广西、贵州所经历之事，“载笔途次，条刺日程”，并写下评论。当他回归故里时，浙江布政使陈希斋发现了这些手稿，赞其言事详核，有益于吏治，便鼓励田汝成整理付梓。田氏遂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将这些手稿冠以《炎徼纪闻》之名，锓行流布。

　　田汝成一生虽无重大政治建树，但他的诗文使他在文坛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他的著述，时称博洽，据清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记载，共有一百六十多卷。著名的有《西湖游览志》、《炎徼纪闻》、《武夷游咏》等。

　　田汝成不仅在文学上有较深造诣，而且在史学上也颇有见地。他十分推崇司马迁，称赞司马迁能“远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从而写成不朽之作《史记》。感到自己才能虽不如司马迁，但任官十余年，“内陟两京，外历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岭海之交”，“虽踪迹未遍于埏垓，而耳目已超于圭筚”，也是可将耳闻目睹之事记录下来，为后人提供借鉴的。因而“公余必展书史，非但多闻喜道时事。辑诸掌故，耳目所及，欣然揽笔为之注记”。他罢官故里，则盘桓湖山，“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垓”。“虽体式不袭于前贤，而话言必核而真见”。他把自己的政治见解与对史事的生动记述揉为一体，写下了许多著述，使人读了他的著作，不仅能了解风土人情、名胜风景，而且能了解掌故的由来及“治国安民”之策。《炎徼纪闻》正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