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我生于1965年7月中旬。一岁多的时候，身体不好，昼夜啼哭。父亲找了我五爸（他是阴阳先生）算了一下，说要给我找一位属羊的干娘。后来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村里找到了干娘。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晚上不哭了，身体也慢慢好了些。
1973年秋天，我八岁才上学，因为学习不好，老师叫我“泥娃娃”。1978年秋天，我脑子笨，学习差，不想上学了，就从学校退了学。加上母亲有病，便没再念书，开始帮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1980年冬天，磨冬面的时候，母亲磨完面，饿了，回家吃了几个冷柿子。由于长年繁重的体力劳动，积劳成疾，冬月十四那天，胃病复发，她便一直卧病在床。家里没钱给母亲治病，只能用“抢魂”“倒案”“打羊皮鼓”等迷信方式给她治疗。村里看热闹的邻居吵吵闹闹，而病人是怕吵的，这严重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就这样，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可怜的冬天。
1981年的春节，人们都在走亲访友，欢声笑语。母亲却在床上饱受病痛折磨，身体瘦得吓人，连一口水都咽不下去了。正月初，家里还在“抢魂”“打羊皮鼓”。初八的早晨，母亲的病情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由两位本家大哥和父亲用架子车拉着，送去县医院治疗。邻居二爷帮忙，从别人那里借了一百元钱拿去交医药费。经医生一系列检查后，确诊是胃穿孔，需马上动手术。初八晚上九点二十分，大夫抢救无效，母亲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初九早晨九点左右，母亲的遗体从医院拉回来，放在厅房的床上，父亲才去借邻居的棺木。
母亲在艰难的生活中度过了四十四个春秋。本该是团圆的春节，却成了母亲与我们永别的日子，只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年味被泪水冲淡。团圆成了永远的遗憾。从此以后，每年的正月初八，我都会不由得想起可怜的母亲，心里多了一道不敢触碰的伤疤。热闹依旧，我心已凉。
母亲的遗体在屋里放了三个晚上。在墓地用草席盖住放了半个多月。正月二十六晚上九点多，下起了很大的雨夹雪，我们用麻杆火照明着下葬。母亲走了，屋里显得格外冷清，我的心如刀割一般，觉得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我想到深山老林独居，甚至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痛苦和泪水中度过了两个多月。母亲死后，她把痛苦和无尽的思念留给了我们，以及娘家的亲人和所有知情的善良者。
当时，我十六岁，哥十八岁，三弟十三岁，四弟八岁，小妹才四岁。母亲死后，父子六人艰难度日，相依为命。没人会做饭，饥饿威胁着我们全家。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四弟被我亲姨带走抚养，妹妹被我姨的邻居抱走抚养。农历四月二十七，父亲去赶满月酒，看见妹妹无精打采地坐在土堆上叫唤。看着妹妹可怜，父亲把四弟和妹妹带回了家。当时我在学做饭，生一顿熟一顿，顿顿拌汤、撒面饭，其他饭我不会做，勉强凑合。到了七月十五，妹妹又被我姨家附近十几里外一户无儿无女的人家抱走了。走的时候，妹妹一直大声叫唤着不肯走，此时，我的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我不知道妹妹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是如何度过的。妹妹从四岁起，在养父家没上过一天学，喂猪、做饭、干家务，直到出嫁。
母亲死后的几年，多亏了周围的邻居。三婆、二婆，特别是大婆，经常帮我们缝缝补补，对我们帮助最大。她们两家在80年代初家里就有缝纫机，比较方便。从这点上，确实体现了邻居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
1982年冬天，我连续咳嗽，脸部浮肿，四肢无力。去医院拍片检查后，医生说我得的是肺结核。一切手续办妥后，交到县防疫站。当时政府免费治疗，十天取一次药，针药是青链霉素，喝的西药是异烟肼、利福平等一些消炎药。父亲学着打针，我的两只屁股肿得路都走不了，疼得站不稳。去问医生，医生说用热毛巾多敷几天就消了。在国家三年多的免费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下，1985年秋，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一切正常。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父亲也放心了。
肺结核治好以后，我已经二十岁，到了该成家结婚的年龄。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经济困难；粮食缺乏，母亲早丧，生活困难；没有房子，没有像样的家具，物质困难。面临这严重的“三困时期”，哪个姑娘愿意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呢？1985年至1987年冬天，光我相亲就相了六次。当时穷得相亲看对象都要借邻居和同龄伙伴的衣服穿。可想而知，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1987年冬天，农历十月十五，我才认识了现在的爱妻。她十八岁，长相不算太漂亮，但她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她不嫌我家里穷，只上了小学四年级，文化不高，但朴实勤劳，善良贤惠，通情达理，尊老爱幼，深得邻居的赞扬。经过一年多的书信交往，相互了解，于1988年冬天，农历冬月二十六，她嫁进了我们家里。80年代，农村结婚，女方要“三转一响”，可家里穷得连一百元都拿不出来，“三转一响”谈何容易。新婚燕尔，家徒四壁，债台高筑，三餐不继，真是“两手空空成新家，一身债务度新婚”。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热闹的排场，没有积蓄，只有相依为命和一眼望穿的清贫。
1989年秋，农历八月二十三，我的大儿子出生了。当时妻子没有奶水，只能请人帮忙喂奶。我们用苞谷面在锅里炒熟，加些红糖，搅成糊糊给儿子喂。稍大些，就买三五斤粮，用清茶罐给儿子煮米吃。
1990年春天，家里才开始动工修房。到秋天，三间土墙房才完工。三弟和父亲是一派，四弟当时还在上学，我和大哥是一派。由于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到了拿刀动棒的地步，同年农历冬月二十六，我们分了家。分到的不到两亩，都是阴山地，粮食只有五六百斤。大哥为人诚实、忠厚，和我们一家生活。
分家后，日子格外艰难。过春节时，借了外村三哥家四十二斤洋芋，灌了二斤清油，度过了分家后的第一个春节。
正月十八，我从信用社贷了一百五十元，准备去新疆挣钱，给家里留了三十元当零用钱，便和邻居及外村共十二人一起去了新疆。风雪兼程，只为碎银几两；异地奔波，生活重担扛在肩上。十几个人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四建三分公司三队的石化工地。狂风呼啸，大雪封门，身上带的一百二十元钱，除了车费，没剩多少。下雪太冷，老板没来，没法生活，靠着两个二两面馒头，喝温水勉强维持。
到农历三月半，我们十几个人来到水磨沟七一棉纺厂四建三分公司一队项目部，二包工头虎背熊腰，脸如锅底，满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善良之辈，嬉皮笑脸却是酒色之徒。心毒手狠，仁义不离口，刀子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直到把工人的血汗榨干为止。在棉纺厂，扛钢管，搭架子，挖土方，啥活都干，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却被骗了，一分钱都没拿到。我们都没心干了，十几个人又来到河南信阳二建龙泉街三八商场工地，打混凝土，干了半月又被骗了。分文没有，我们四个人偷偷爬上一列火车。从乌鲁木齐站钻车窗进到车厢里，躲在座位下面睡觉。查票的时候，我们一个都没躲过去。一路上扒着火车走了五天五夜，被铁路公安抓了三次。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真正体会到了打工的艰辛、度日如年的滋味，以及命运与现实的对抗。
由于生活的逼迫，夫妻之间离多聚少。妻子娘家条件富裕，到我家却受罪了，连白面馒头都没吃过。挣点钱都买粮食吃了。家庭贫寒，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日子过得清淡而艰难，苦日子望不到头。柴米油盐，精打细算，连买一床被子都困难。日子过得太苦，我开始了漫长而难熬的打工生涯。
2016年冬天，农历十月十六，是我最难忘、最幸福、心情最舒畅的一天。看着身穿婚纱的儿媳与挺拔的儿子并肩而立，我的泪水悄悄滑落。儿子成了家，我总算放心了。多少年的期盼，终得圆满。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老伴已到了花甲之年。儿子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孙子、孙女长得聪明伶俐，惹人疼爱。隔代亲，心头肉，看到孙子开开心心上学，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感到特别高兴，一切付出，都值了。我烟、酒、肉、赌一概不沾，也算是爱家敬业之人。
2026年3月20日
资料来源：现代诗词名家（scmj）· 诗人 #18597 崔长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