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她没有读过一天书，却能大段大段地背出《三字经》，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引得大人小孩直往她身边凑。每逢村里有人办婚礼，她准被请去“说四言八句”——“新郎新娘配成双，好比荷花栽在塘，根深叶茂花结果，来年生个状元郎”，张口就来，惹得满堂笑声轰然而起。抗美援朝那年，她进城被拦了道，说要唱了歌才准过。旁人只嘻嘻哈哈地站着，过不去。她倒大大方方走上前，来了几句：“雄赳赳气昂昂，我提几斤豌豆去赶场。今天不让我过去，我们一家大小连盐巴都弄不倒尝。”她就过去了。在她这儿，规矩从不是困住人的墙，反倒像是专等她来打趣的老熟人。
生产生活，她样样是把好手。猪圈里的猪，别人家喂一年才出栏，她喂八个月就圆滚滚、油亮亮的；灶台上的针线篓里，总有纳了一半的鞋底，麻线穿过厚布时发出“哧——哧——”的声响，夜深人静时，那声音便成了我们入睡的安稳节拍。她做的衣、纳的鞋，不光自家穿，还常被村里人讨去做样子。她的朋友上至公社干部、教师、生意人，下至田间地头的邻里乡亲，大家都敬她。邻里闹了纠纷，常常第一个想到请她去评理；最叫人称奇的是，她竟敢上法庭打官司，单凭一张利嘴和一身正气，硬是叫一个自以为是的城里人心服口服地败下阵来。
我们几岁时，她已四十多岁，与本队的三娘结伴去龙泉山那边的成都，到大孃的儿子家做客。表嫂好奇地问：“舅娘这次从资阳到成都，可看见了什么新鲜？”她竟把沿途经过多少座桥、多少个山洞，数得清清楚楚。去青羊宫参观，见园中老树苍苍，她随口便来：“三十年开花，四十年结果——老果果！”逗得同行人前仰后合。回到老家，她口述，我笔录，给表哥写感谢信。表哥回信说：“写得好，但都是舅娘口述的吧！”他们一下就看出来了。表哥是铁路桥梁工厂的武装部长，每回来我们家，必把手枪郑重地交给母亲收捡，那份信赖，沉甸甸的。
大哥任万树，比我大了近二十岁，跟母亲一样聪明能干。他在农业社代销店工作，年年受表扬。可他自幼风湿关节炎，早年间竟冒出个念头——不结婚，不生娃，说将来老了靠兄弟妹妹。母亲找他谈了几回，他油盐不进。最后一回，母亲把手里的菜往筲箕里猛地一摔，骂道：“你老了想靠兄弟妹妹？做梦！一个人的日子多冷清，兄弟妹妹长大了有他们自己的家，自顾不暇时，谁顾得上你？”大哥被这一顿骂浇醒了，后来结婚生子，一子二女，任劳任怨撑起了一大家子。有一年夏天，母亲见大哥顶着毒日头弯腰在田里干活，跑过去便训：“生意有路，钱有路，抓棒按倒活路做！”她是心疼他，怕他把自己熬干了。其实大爷（大老爷继子，与父亲无血缘）无后，生养死葬全是父母一肩挑起，母亲心里那杆秤，从来就没偏过。
女儿任菊芳，读书不多，干活却不少。大哥分家后，我和弟还小，家里家外多是姐姐操持。姐姐后来还笑我：有回让我看晒谷子，我躲在屋里看入了迷，鸡把谷子刨了一地都不知道。姐姐的婚事全由母亲做主，我和父亲大哥只当参谋。后来姐姐嫁给了大嫂的娘家侄子，我正上大学，母亲安排我去送亲。亲家公是个精明人，当初因我上大学转粮，借了他家一担麦子，由父亲挑二十多里地去还。出发时麦子堆得冒尖，走一路颠一路，到了人家门口，箩筐里的麦子自然平了下去。亲家公脸色一沉，母亲二话不说，把自己背篼里的麦子倒出来，把两只箩筐添得满满当当。亲家公顿时没了言语。母亲后来对我们说：“桥归桥，路归路。人家帮过我们，就要记情。但人穷志不穷，不能占人半分便宜。”后来大姐与亲家公闹矛盾，请她去评理。她开场便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人在家里教好了的，到你这地方来生了变化，就是你的事了。”亲家公当场无言以对。她回来告诫我们：“好说歹说，不要没得话说。”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兄弟任万胜，从小机灵，嘴皮子翻得快，村里人都说比我这个闷葫芦有出息。可他调皮，读书不专心，母亲骂他打他最多。我读大学时劝他好好读，他说：“都读大学，哪个当农民呢？”后来他当真当了农民，又打小工，省吃俭用给我寄钱，信上全是母亲的口吻：“哥，好好读书，莫操心屋里，有我。”资阳建市十周年，他在布置会场时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一句话没留就走了。父母亲撕心裂肺、嚎啕大哭，可哭过之后，母亲抹干眼泪，冷静地张罗后事。出殡那天清晨，母亲扶着棺材大哭，我上前劝，她哑着嗓子说：“这个时候是要哭的。”——就这一句，让我喉咙发紧，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兄弟上山后，母亲把积攒多年的几千块钱，平均分给我们四姊妹。我们都说留着父母用，她摇头：“这钱是之前的，跟你兄弟的赔付款各是各，不能混。”后来，她又把抚恤金中属于老人的那部分，大半都给了兄弟家。她一生依情依理，不占人便宜，也不让自己亏心——这份家风，刻进了我们姊妹四人的骨头里。
我的小名春木，邻居家有个堂兄叫永木。母亲曾和堂兄的哥哥开玩笑：“春木只是春木，永木就是永远都木。”借他们吉言，我这个“春木”当真发了芽——1980年，我成了全公社第一个本科大学生，乡亲们都说“任家出了个吃国家粮的”。这头一功，毫无疑问，是母亲的。
为给大爷留后，我几岁便过继给他。大爷听了闲话，觉得负担不起，几次找母亲要我退学上山干农活。那天母亲正蹲在灶前烧火，听完这话，“啪”地把火钳拍在灶沿上，火星溅了一地：“我儿子能读中学就读中学，能读大学就读大学！才几岁的人！干什么地里的活？”声音不大，却字字如山。我终于回到父母身边。
后来我到山那边读高小，按划片，本该分到董家坝初中，再分到普通临江中学，那样绝考不上后来的大学。母亲不信这个命，背着背篼走了十几里山路，找到高小李勤国老师，好说歹说，把我分到了城边的“一二九”学校，后来又进了资阳中学。她最爱参加我的家长会，每回都坐在第一排，听到老师表扬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还主动跟其他家长交朋友。考上南充师院，为省几元钱路费，她托老朋友陈怀清老师找车让我搭车去报到。工作后父母来单位看我，七十岁的母亲还跟同事们有说有笑，一起爬上了高高的方山。我女儿出生在医院，人手不够，我跟母亲打电话“要找校长帮个忙”，她放下电话就去找校长。
母亲这一生，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教我们：做人要硬气，遇事要公道，吃亏要吃得明白，帮人要帮在实处。她不识字，却腹有乾坤；她没出过远门，却胸有丘壑。如今我们四姊妹逢年过节坐在一起，摆起母亲的故事，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我们清楚，那个最会把苦日子过得热腾腾的人，已经不在了。
只愿她在那边，也做个让人敬重、让人欢喜的能干人。而我们做儿女的，对人处事，总要常常想：要是母亲在，她会怎么做？这便是她留给我们的、比任何金银都珍贵的遗产。
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连同那麻线穿过鞋底的声响、灶台前火钳拍下的脆响、扶棺大哭时嘶哑的嗓音——永远在我们心里活着，亮着。
资料来源：现代诗词名家（scmj）· 诗人 #28680 任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