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2024年12月31日半夜三点半，接到姐姐的急促电话，
我的心立刻跌入一片慌和乱——不好，母亲有事？？
果然，姐姐急切告诉我，母亲去世了！！啊.....泪奔....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成语“母子连心”的含义，
于是我匆匆忙忙买票坐高铁往家里奔丧，
泪水仍然不断流...
平常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
总感觉母亲爱“唠叨”，
甚至对母亲的唠叨很“烦躁”，
但是从那一刻起，
却再也感受不到这份母子亲情般的“念叨”了，
再一次泪奔....
到家之后用了一周的时间，
经过一番痛哭、伤心与劳累，
终于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祭祀完毕，
让母亲在墓地安息。
我转回学校儒学研究室，开始静下心来，
深刻思考华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何“孝道”在中华文化中具有这么强大的“情感”能力？
于是，沉下心来，翻阅了大量的儒学古书与资料，
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写下了4篇中文论文，外加2篇英文论文关于“孝道”的文章：
4篇中文论文，外加2篇英文论文（Filial Piety），
冀望早日出版。
然而当前眼下这篇诗歌体散文，
却仅仅是这诸多论文之外的一篇“情感散文”，
表达的就是“情感赋义的孝道”问题，
也就是孝道为何成为中华文化之根的问题。
完成之日恰逢2025年12月31日，
母亲去世整整一年之际，
我以“母子连心”的“抱恩”的真情实感
献给天上的母亲，
相信母亲在天之灵一定能深刻体验到
我和家人对她的思念与牵挂 ....
（二）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孝道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
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
“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
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为什么这位大哲学家对中国文化有如此坚决断定呢？
因为“孝道”在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经历了下面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起源于古人的祖宗崇拜与生殖崇拜
——经历了先秦孔孟圣贤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仁政的建构
——西汉董仲舒的“移孝作忠”与“援孝入律”
——宋明理张载的“乾父坤母”，
——朱熹的“理一分述”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知行合一”
——吴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批评，
——徐复观对现当代孝道的捍卫与提升。
而这每个时期都是儒学孝道论的“情感赋义”的过程。
首先来看古人的“抱恩”情感，
主要为祖宗崇拜与生殖崇拜：
因为古人看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人的生命都是从祖先那里代代相传而来，
“生殖”乃是人类生存的头等大事，
故而孝道是在尊祖祭祖的“抱恩”情怀中发展而来，
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的“终极关怀”，
即死后灵魂的最终归属，
由此，“善事父母”的家庭伦理观念开始出现。
这种观点在春秋时期由大圣人“孔子”做了更多元典型表达，
孔子提出“孝”有三点：养亲、敬亲与以礼事亲。
“养亲”是最基本层次：让父母吃饱穿暖，
给以最低的生活保障，
这是为人子最基本本分。
但“养亲”之情感乃是“敬亲“，
要以“敬”的情感善养父母：
“不敬，何以别乎”，
孔圣人说的是一个人是否孝敬父母，
更关键的是在于他是否真正怀着“敬”之情感去行，
是否真正让父母心中喜乐。
敬亲之后乃“以礼事亲”：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无论父母活着，还是死亡，乃至到最终的祭祀，
都要遵“礼”而行，
这才是对父母“孝”的最高表达，
更强调要以内心中的真情实感去祭祀死去的父母。
到了亚圣孟子，更强调以“事亲”为基础，
建立“仁政”学说。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亚圣更认为以“事亲”为基础，
人际关系乃是一种“仁义”，
对一个统治者来说，要治理好社会，
关键就是要从合适的社会关系出发。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是一种善的，合适的关系，
这样就可以由“仁心”而建立起来“仁政”，
所以，他的孝道观始于父母子女亲情关系，
推延到君王和臣民关系，
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理念体系。
到了西汉，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更认为国人要“移孝作忠”，
孝道的基础是天人感应，情感基础是以志论孝，
而君权神授，更必须“移孝作忠”，
同时还要“援孝入律”，
将“孝道”写进了政治制度与法律之中：
不孝敬父母者要受法律制裁！
儒学第二高峰到宋明时期，前驱性人物张载，
在其名作《西铭》篇中，
明确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
乃以“乾父坤母”开篇，
把“孝道”由人伦秩序提升到了宇宙秩序之中。
并以“纯孝”（纯乎孝者）的内心情感来孝敬天地，
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孝敬父母一样。
大思想家朱熹提出孝道的根源乃在于“理”：
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古今共有之理”。
他反复强调 “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的观点，
更强调“孝弟为仁之本”，
显然在朱熹的思想中，
仁孝的关系体现为：
仁是孝的根本，是孝的起源；
但行仁则要以孝弟为始发点，
由此，才符合亲亲、仁民乃至于爱物的儒家仁说。
但与朱熹相对，王阳明的孝道观呈现出“心学”特征。
孝由心生。
王阳明认为，“孝”应从本心出发，
只有用发自内心的真诚敬爱父母，
尽心尽力奉养父母，才算得上“孝”。
这就是“致良知”的过程。
“致良知”，“良知”是“知”，而“致”就是“行”，
所以，“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体现在“孝道”中，那就是，
知孝就是行孝，反之，行孝也是知孝。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开始面临“数千年之大变局”，
儒家孝道被打上了落后的标签，
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能适应“现代”潮流。
于是“新文化运动”前后，
人们对儒家“孝道”大肆无忌地批判和攻击。
这其中的首当其冲者，乃是吴虞。
他对儒家孝道明显表现出一种“泄愤”的情绪，
提出要推翻中国的专制政治，就必须破除儒家“孝道”，
必须要“非孝”。
而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信条导致了婚姻不自由。
所以儒家孝道观在新文化运动中，
都得到吴虞一帮人彻底的批判和重创。
但儒家孝道真的是“现代社会”的绊脚石吗？
新儒学大家徐复观先生推崇“居敬工夫”，
认为要正确认识孝道观最基本乃是回复孔孟圣贤的“敬”字，
也就是对中国儒家圣贤的思想有着最基本的“敬”情感的人，
才配得上谈孔子孟子朱子阳明等古圣先贤。
而且孝不仅可以培养人们心中爱的情感，
更能使得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有助于人的内在德性修养，
使人获得真正的人格尊严。
很明显，徐复观对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想做出了批判性的反思。
他以偏概全、因果颠倒全力对儒家孝道观
进行了明确的捍卫与重建。
（三）
综上史观，我们看到：
儒家孝道观起源于古人的“崇拜情感”，
即祖先崇拜与生殖生殖崇拜，
后来在先秦儒学中“敬”中得以“建构”：
孔子论述养亲、敬亲和以礼事亲，
孟子则在“亲亲”情感与原则中，
将孝道上升为政治伦理层面。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
张载以“乾父坤母”将孝道由人伦秩序上升到宇宙秩序，
对于天地这个“大父母”要以“纯孝”的情感去体验。
而朱熹则从“理一分殊”的角度，
把“孝”作为“理”的一个产物；
王阳明从心学出发，以“致良知”作为行孝的知行合一。
到了现代儒学时期，内忧外患的现代发展形势，
使得儒学遭受了诸多的批判和重创，
以吴虞为代表的新文化学者，
对儒家孝道进行了无情地抨击和泄愤。
而新儒家的代表徐复观
则借用“敬”情感严格捍卫了儒家孝道观。
从人类起源，
到先秦儒学的建构，
在到宋明理学的提升，
以及近现代儒学的批判，
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孝道实为华夏文化之根，
“百善孝为先，孝为百行首”，
表达就是这一思想。
（四）
最后，赋诗一首，劝君传承、弘扬与发展华夏孝文化：
新年劝君尽孝道
一年复始万象新，举国上下迎新春。
龙腾虎跃阖家乐，老幼相逢意更亲。
金蛇狂舞辞旧岁，万马奔腾贺岁新。
新年人人添新岁，马到功成孝双亲。
没娘孩子像根草， 失去慈亲悔欠好。
孝道为基邦之本， 书经守孝读要早。
旧人昨日随冬去， 新人更应孝意真。
骏马踏雪迎春到， 万民莫忘念亲恩。
资料来源：现代诗词名家（scmj）· 诗人 #20269 孙清海